父亲缺席，为母则刚，现代中国家庭都发生了什么？

原创 徐婷婷

之前网上有段视频曾引发热议。

一位16岁的男孩，成宿打游戏，父亲出面干预无果，还与儿子发生肢体冲突，最后母亲将父亲拉出儿子房间；第二天儿子跟父亲要钱出去玩（唱歌），父亲说：我凭什么给你钱？我欠你的？狗要食的时候还要摇摇尾巴，你什么态度？儿子听罢气愤地砸了杯碗，从家中拿了钱后扬长而去。

大部分网友看了这个视频后是责备孩子骂声一片，也有很多网友指出家庭教育出了问题……

这个视频呈现出来的其实是许多当下中国家庭的一个缩影，这些家庭中的父亲们普遍肩负着“挣钱养家”的使命，相对母亲而言他们更多地“走出”家庭，也远离了孩子们的内心，但当他们回到家中时又非常急切地想要管教孩子，体现自己的权威，渴望受到孩子的尊敬，而结果往往差强人意。

而在我的临床工作中会也遇到一类家庭，在孩子的养育过程中父母都有不同的“声音”要发出来，父亲们通常指责母亲们失职没有教育好孩子，而母亲们抱怨父亲们成天不着家，回家也是什么都不干，见孩子不听话就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动手打骂，这甚至成为了普遍的家庭现状，很多妈妈们无奈地称自己的另一半为“云配偶”。

现状一：父亲“远离”家庭

当我们从人类历史中搜索有关家庭的“记忆”时，呈现出来的大多是“男耕女织”“相夫教子”之类的画面，这是我们文化的集体无意识，是中国人共同的文化历史记忆。

中国自古是一个农业大国，大部分中国人的身份都是农民（这一点上我国跟欧洲很多国家的情况是一样的），所以作为父亲，所从事的工作几乎都是在儿子的眼皮底下进行。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同龄人之间的交往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很有限。在农村，丰收的季节工作很辛苦，但是在其他的时候就闲下来了。大多数闲暇时间都是与家人一起度过的，听父母或祖父母讲故事，他们在书本缺乏、普遍没文化的时代保存了许多关于世界和家庭的记忆。这种安静的、勤勉的生活模式维持了父亲的权威，甚至比法律赋予他的权威还要大。（父性，鲁伊基·肇嘉 著）

那个时候父亲与家人与孩子都是在一起的，父亲是能够“看见”的存在，随着孩子的长大他会在依附母亲一段时间后，“进入了父亲的生活圈子，用眼睛、脚和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用他们的思想模仿他们的父亲”，并认同父亲的身份和教育，孩子身上会具备跟父亲相似的品质，这都源于长年累月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代际间的传递。

然而，工业化进程带来了男性身份的变革。大部分的男性离开“土地”走进工厂企业，走出了孩子们的视线。工业化的到来改变了父亲们祖祖辈辈的身份，导致了孩子与父亲失去了“连接”。

父亲们会给家庭带来稳定的收入，但是他们失去了对孩子的权威以及他们在孩子心目中和想像中的安全地位：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感情都发生在远离孩子的地方，与孩子的生活无关。他们为孩子提供了一种生计，但是不再被作为榜样，或直接教育，或引导孩子进人成人生活的教育（父性，鲁伊基·肇嘉 著），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孩子看不到父亲的每天的工作日常，无法体会其不易。

工业化带来的紧张和忙碌让父亲们日复一日的工作，他们再也无法享受田间劳作时随季节变化的节奏，现在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将工资带回家。因此，父亲的权威在无形中慢慢被退去，父性在家庭中开始缺失。

现状二：母亲“成为”父亲

“男耕女织”是我国古代传统家庭的意象，随着历史推进，鸦片战争后不久，外国资本家在我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建厂（丝厂、沙厂、织布厂等），并将他们本国的生产方式——使用女工，移植到了中国。而当时农村受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最大，农妇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为工。这是中国女性由养育孩子照顾家庭的身份走向就业的开端。

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联合国宣布对华禁运，企图全面切断中国和世界的联系。在这个特殊而关键的时期，中国女性们纷纷从家庭中走出来，走进工厂，投身于集体生产和劳作中，她们成为了工人、士兵、司机、技术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又一大批的女性走进了私企，她们成了最早的“打工妹”……一直到现代，女性的职业已经涉及到了社会的各行各业，她们在工作中的表现往往与男性不分伯仲。

女性的职业身份虽然给她们带来了独立自主，与男性平起平坐的价值感，但同时也让女性身份中与生俱来的“母性”逐渐错位。

很多女性被自己内在的阿尼姆斯捕获，成为“女强人”；而母性中的温柔呵护，关爱抚育的部分则越来越弱，体现在家庭中呈现出来的往往即为：在家中是说一不二的权威，尤其在对孩子的养育过程中——太多的控制和要求，这也是很多家庭矛盾的导火索之一。

结果：阴阳失衡的中国家庭
从人类历史、文化与心理的视角来看，父亲在家庭中大多是精神上的引领者，而母亲则主要起着抚育与连接的作用。

原始社会，男性们在猎捕时开始使用武器和工具；随着人类的进化和发展，战争开始出现，父亲们除了有进攻性的武器外，还要全副武装来保护自己，于是有了摸得着的“盔甲”；除此之外，父亲还被要求具备客观理智的判断——“坚强与严格的态度与行为模式的控制”，此为看不见的“盔甲”。身穿盔甲准备战斗的父亲自带权威感，他们随时准备奔赴战场，他们坚毅果敢的态度深深地印在孩子的心中，父亲的权威无需言说是一种自然存在。

父亲作为男性，拥有所有雄性动物都具有的攻击性，这种攻击性的合理性的呈现和投放在远古时代是捕猎，然后发展为各部落种族以及不同国家间的战争……到了现代，之前那种实实在在发生的战争已经被现代化高科技竞争下没有硝烟的“战场”所取代，因此父亲的“盔甲”也就从严严实实地穿在身上变为小心翼翼地裹在了心里。

这内在的盔甲，不仅存在于他与外部世界之间，还存在与他与家庭之间——远离将要长大成人的子女，远离一个有竞争性态度的配偶。无意识的远离让父亲们逐渐淡出了家庭，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确是实实在在的缺失。

另一方面，母亲孕育孩子的生命，孩子出生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旧与母亲处在“共生”的关系中，所以母亲与孩子的关系是天然连接在一起的。而不断“外出-回归-再外出”的父亲对孩子来说意味着另一种情感体验，如果想要与这种体验建立联系就需要母亲作为连接，同时父亲也需要母亲的连接与他的孩子产生情感交流。

通过母亲这一“纽带”，父亲向孩子传递精神层面的“指引”，通过亲身示范成为孩子效仿的榜样，孩子在生活中观察父亲并体会，在无意识中领会“父性”的力量，这是人类长久以来形成的“母亲”原本该有的意象。

随着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母亲的功能逐渐发生了变化，变得与之前越来越不同。或许是因为父性的缺失，母亲们主动承担起了父亲的部分功能：从一位操持孩子衣食住行的角色，转换到了一位积极监督学习课业，紧抓成绩的“督学”。中国妈妈们在“未雨绸缪”“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等方面是绝对的行动派，她们不仅在职场里勤勤勉勉，做出一番成绩，回到家后还不辞劳苦地陪伴孩子在课业题海中继续奋战，周末可能还得陪着孩子奔波于各种课外兴趣班之间……
母亲们真是实实在在的辛苦，但这种辛苦付出是一种父性的、阳性的，她们做的是培养满足社会需要的“人”的行为，要把孩子培养成“社会人”；但却忽视了“人”在成为“社会人”之前，首先要成为TA自己这个关键的过程。

每个人都有成为自己的渴望，然后才会积极地变成被社会需要，同时也是自己希望成为的“人”。在成为自己的道路上，母亲很重要的功能是对孩子的理解、抱持与滋养，孩子会在母亲的镜映中学会爱自己，进而爱他人。

社会大环境的内卷，使整个家庭充满了焦虑，父亲们虽然在心理上会缺位，但在意识层面的教育上却从不缺席。很多时候他们会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对孩子及母亲的种种进行批评指责，却很难从心理上与家庭成员建立良好的互动沟通关系；母亲们是孩子更依赖的那个人，但很多母亲在内卷的社会大环境及父亲的精神“高压”下，丢失了积极的母亲形象，那会呵护、维持并促进生长和繁育的一面被压抑住了，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吞噬性、诱惑性和毒害性”的负面母亲的面向。

可能我们会说，哪有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哪有会毒害自己孩子的母亲？但是那些承担了父性特质的妈妈们，她们具有强大的思维能力和执行能力，同时也缺失了一部分共情能力，过于认同社会规范；她们不擅长使用自己的情感功能，因此阻断了与孩子的情感连接；她们擅长制定规则、计划和要求，对孩子造成种种限制……缺少情感滋养的孩子就如同直接暴露在寒风中的幼苗，根还没有扎稳，如何能长成大树？这就是负面母亲的影响。

阴阳失衡的家庭，怎能养育出符合“道”的孩子呢？

父性的缺失与母性的错位存在于很多的中国家庭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这是现代化进程的代价，可能我们目前无力改变，但是通过这样一种历史、文化心理视角下的梳理、分析与觉察，我们会反思，或许还会想办法去寻找——寻找被丢失的“父性”，寻找植根于大地中承载万物的“母性”。

在当下的社会大环境中，我们需时刻保持着这样一种觉察：回归本位，和道守中。

作者：徐婷婷